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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江流域与客潮海外移民
研 究 团 队
陈春声(中山大学)
肖文评(嘉应学院)
陈丽华(台湾大学數位人文中心博士后)
杨培娜(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研 究 成 果
杨培娜:<濒海生计与王朝秩序——明清闽粤沿海地方社会变迁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陈丽华:《客家地域社会的形成:太湾六堆》(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10)
肖文评:《白堠乡的故事——地域史脉络下的乡村社会建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北京三联书店,2011)
陈春声:<从“倭乱”到“迁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明清论丛》第二辑,2001)
陈春声:〈在礼法正统与政治现实之间——鲁王在金门活动及相关历史记忆的研究〉(《闽台文化研究》,2013年01期)
陈春声、肖文评:〈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地方动乱之历史影响〉(《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
肖文评:<明清之际粤东北的社会动乱与乡村的应对>(《客家研究辑刊》,2012年第2期)
肖文评:<粤东大埔县百侯村的宗族、墟市、庙宇与空间建构>(《客家研究辑刊》,2012年第1期)
肖文评:<“客家”称谓之始与永安社会——以清初屈大均《永安县次志》为中心>(《嘉应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第29卷,第7期(2011年7月))
肖文评:<祖先开基的传说与解读——以大埔县百侯杨氏为中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二期)
肖文评:<明清之际粤东北地区的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例>(《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二期)
肖文评:<从"贼巢"到"邹鲁乡": 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堠乡村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6卷,2006年第2期)
陈丽华:<客家人的宗族建构与历史记忆塑造——以台湾六堆地区为例>(《台湾史研究》,17卷4期(2010/12))
陈丽华:<清代台湾六堆地区的节妇与地方社会>(收入连瑞枝、庄英章主编:《客家、女性与边陲性》,台北:南天书局,2010)
陈丽华:<「消失」的族群?南台湾屏东地区广东福佬人的身分与认同>(《台湾史研究》,20卷1期(2013/03))
陈丽华:<传统的重塑与再现:延平郡王祠与台南地方社会>(《台湾历史——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五期,页5-28)
杨培娜:<明代潮州大城所之演变与地方社会变迁关系初探>(《潮学研究》,第十三辑(2006)页25-66)

  谁是客家人?陈春声(韩江流域研究团队的负责人)认为,客家人的身份是相对晚近的发明,它的历史应该放在明代中叶以来,韩江流域区域历史变迁与复杂的人群互动中去理解。

  明代韩江流域整个地区并没有多少人纳入国家的里甲编户制度,反而存在大量被称为“猺”、“獞”、“輋”、“疍”的土著群体。向该地流动的大量人口,則被国家视为“盗贼”,并不服驯国家管理。16世纪以降,韩江下游地区不断因外部动乱而修筑自我防御工事,其村落也逐步被纳入国家行政体制的管理。

  十七世纪是客家身份和族群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其背景在于国家政策的变化及区域历史变迁,导致韩江上游和下游客家、潮州两大语系人群互动的互动大增。清初的迁界将大量韩江下游的民众搬到韩江中游地区。这部分人群在十七世纪重新回到下游地区后,便着手以祠堂为中心建立宗族组织。在开辟台湾和移民东南亚的浪潮中,韩江上游的民众不仅大量迁往海外,还有大批直接移往韩江下游的城市。在两种人群的接触后,双方之间在语言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逐步显露,相异的“我群”认同亦逐渐产生。

 

大城所西门

大城所

  潮州大城守御千户所坐落在漳潮沿海交界的东界半岛上,设置于明洪武二十七年,周边是潮州小江盐场所在地,半岛南端与南澳隔海相望,是明清近岸帆船从浙江、福建经水道南下广东的必经之处,也是明代东南沿海走私贸易最为活跃的海域。大城所之设,虽为备倭,实则负担有地方巡逻、捕寇、治安等责。

  设置初年,城池内外军民分界,明中期以后,所城逐渐成为东界半岛的中心,以大城所城隍庙为核心的“东里人”的身份认同逐渐确立;而在“民”“贼”灵活游移、“漳潮盗寇”并称的情形下,大城所也成为闽粤官员划分“漳”“潮”、地分畛域的焦点之一。明清鼎革,大城所成为清廷与郑氏对峙据点,迁界则使东里人休戚与共,城池界限完全打破。至雍正以后卫所官裁撤,城内各色生民以社庙为中心,按地域角落为单位维系着社区的运作,大城所最终成为潮州东部沿海一个乡村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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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林


  樟林坐落在韩江的出海口上,自明中期至晚晴一直是粤东地区重要的商港。其前身是当地人建立的堡垒,在乾隆时期的兴盛则是得益于海外粮食贸易的增加以及邻近汕头港的衰微。

  早在明嘉靖年间,当地渔民和蛋户为了自保而筑寨居住,形成了小区雏形;万历至乾隆年间的两百年左右时间内,逐渐形成了“六社八街”的小区规模。随着这一具有明显商业色彩的聚落逐渐形成,该地宗教形式和内容也出现巨变:由各社之间反映出地域支配权力明显差异的社神崇拜,整合为对背后体现商人势力的整个樟林埠主神——火帝的崇拜。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由于轮船时代的到来及近邻汕头地区的开港,樟林丧失了传统的帆船贸易中心地位。该地居民纷纷出洋谋生,侨汇则大量涌入,使得樟林并未经历一般意义上“衰落”的景象,而成为闻名遐迩的侨乡社会。


白喉乡


  在十六世纪中叶,通过以军事武力取缔当地所谓的“飞龙国”,中央王朝的力量早已经深入到白喉乡周边的村落。在此之前,白喉人口已逐步与当地土著(畬族)融合。但是,飞龙国的平定却催生出另一个当地士绅阶层。包括地契和族谱在内的地方文献使得研究者能够重写当地士绅家庭自飞龙国叛乱直至清中叶的演变过程。 

围龙屋(广东兴宁市)

  明末清初之际,当地骚乱不止,当地大族纷纷修建堡垒以资防卫,甚至建立起民兵组织。然而值此乱世,白喉乡的士绅阶层仍旧想方设法表露对朝廷的忠诚,其中修建忠义祠以纪念清初战乱中阵亡的族人即是明证。这段混乱时期内仍旧坚持参加科考的一小部分人在乱后均得到奖赏,用以表彰其忠诚,而白喉乡至此也成为一个由士绅主导的社会。乾隆年间,随着烟草的大面积引种,白喉乡的经济蒸蒸日上,不少家庭也借此积累起巨额财富。随后年间,白喉乡亦陆续有人迁往东南亚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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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

  1860年以后,汕头从一个沿海小渔村扩展为全中国重要的贸易港口,同时也成为去往韩江上游和下游地区移民的集散地。在这座城市里,各种由现代民族分类所形成的民族认同感、现代教育体系以及日常生活经历精彩纷呈。

  汕头原本是广东省沿海地区的一个小渔村,归属于澄海县一巡检司管辖。1860年代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以后,汕头成为口岸城市之一,随后一跃成为在全中国亦排名前列的重要贸易港口。它不仅成为韩江流域唯一可以停泊机器轮船的口岸,也成为辐射发展整个韩江流域的新兴工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其发展是整个韩将流域不同方言群体,包括下游地区的潮州人及上游地区的客家人移民、投资和建设的结果,由现代民族分类所形成的民族认同感,也伴随现代教育体系以及日常生活的密切接触而逐渐衍生。


六堆


  十七世纪以后的台湾成为大陆移民的新目的地,大量来自韩江流域的客家语系移民前往台湾南部的“六堆”社群定居。他们在清初的镇压地方动乱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因此得到政府“义民”的褒奖称号。陈丽华的博士论文(香港中文大学,2010)着重探讨在此背景下兴起的客家宗族联盟,以及这些联盟与日本殖民当局日益紧密的联系。陈丽华目前是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的博士后研究生,并正在对其博士论文进行修订。

  “六堆”之称来源于清初该地客家人军事组织的称呼,即前、后、左、右、中、先锋堆的合称。这一移民群体处在闽南话群体主导的社会环境当中,衍生出强烈的语群意识,并在祖先和神明拜祭基础上强化彼此联结,军事性的“六堆”组织便是这一地域联盟关系的集中体现。日治时期的国家转换瓦解了六堆的军事功能,但其基层社会组织却延续并强化,六堆联盟意识也透过新的形式得以延续。这一认同在礼仪上的体现,就是清初由官方敕建的、拜祭“义民”的庙宇“忠义亭”。它也是客语群体表达表达和不同国家政权关系的场所,每次国家政权转换之际,忠义亭亦会经历其在地方社会礼仪角色的巨变。

  不同国家人群分类和典章制度所承认的身份,亦在地方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清帝国时期,国家以两大移民来源地的省籍(福建、广东)分类人群,日治时期则将近代种族观念引入行政体系,人口普查和户籍制度虽然在名义上保留了省籍的名称,实质上却被改造为种族分类的称呼。日治后期至战后,则是客家自觉意识逐渐萌生的时期,背后为受到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交互的影响,以多种身份在两岸流动的客家精英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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