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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堆,台湾 | |||||||||||||||||||||||||||||||||||||||||||||||||||||||||||||||||||||||||||||||||||||||||||||||||||
前堆(屏东县长治、麟洛乡)
后堆(屏东县内埔乡)
左堆(屏东县新埤、佳冬乡) 十九世纪60年代台湾开港之后,临近南部地域性港口的左堆地区亦迅速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佳冬萧氏家族透过米谷、酿酒、制糖和服装贸易等致富,成为清末六堆地区最富庶的家族之一。清末至日治时期,萧家才在当地修建了富丽堂皇的五进宅第,现在成为南台湾的旅游景点之一。
右堆(屏东县高树、高雄县美浓、杉林、六龟、甲仙乡) 美浓在六堆地区一向以文风鼎盛着称。该地较六堆其它地区开发为晚,但是发展却颇为引人注目。该地的美浓国小,成立于日治初期,至今已经超过110余年历史,是当地历史最悠久的近代教育机构之一。校地历史上原本是当地“管事”家族林氏的租馆。
中堆(屏东县竹田乡) 六堆忠义祠的前身,即清初由官方为褒奖当地客家人平乱之功而兴建的忠义亭。其里面最为重要的牌位,清初以来曾经历了几次变化,现在拜祭的是“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神位”。庙中也供奉着历朝历代当地“义民”的牌位,除此之外历代六堆总副理、财产组织等牌位,则显示出六堆组织运作的情况。现在六堆忠义祠的最后一进,已经在2001年改为屏东市的客家文物馆。
先锋堆(屏东县万峦乡) 万峦五沟水刘氏祖籍为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招福乡,约乾隆年间陆续来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他们奉广东开基始祖奇川公,六世祖积书公之名,共同兴建宗祠。之所以建立拜祭远祖的公尝,是为了将不同来源的同姓投资者整合到一起,这从宗祠的倡修者属于不同的「派」上也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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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介 “六堆”之名来源于清初该地客家人军事组织的称呼,即前、后、左、右、中、先锋堆的合称。它缘起于地方社会闽南、客家语言群体的分类,并利用国家典章制度下的“义民”身份及官方敕建的“忠义亭”,表达客家语群的身份认同。这座庙宇拜祭的是清初以来为国牺牲的义民,但其中最为核心的拜祭对象,却是国家。从清初至战后三百余年间台湾政权几次转换的背景下,其牌位也经历了几次巨变:由清代的「大清皇帝万万岁」,到日治时期则改为「日本天皇万万岁」,战后则再次改换为「中华民国万万岁」,显示出客语群体我群意识的建构,与国家意识的建构是一体两面的过程。 六堆地域联盟的形成,除了军事上防卫的需求之外,亦和客语群体在祖先和神明拜祭基础上,构筑的稳固基层社会有关,及他们以佃户身份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和水利建设有关。进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后,六堆的军事功能瓦解,其社会身份却提高,尝会等基层社会组织亦日益强化。日治中后期殖民政策的改变、乡村出口导向经济作物的发展,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人口流动,第一代受近代教育训练的六堆客语精英两岸经验和政治参与增强,客家自觉意识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衍生,乡村中的六堆联盟意识也透过运动会的新形式得以延续。战后基层社会的尝会组织在土地改革之下受到冲击,但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忠义亭和运动会则重新结合,成为六堆客家的象征。 不同国家人群分类和典章制度所承认的身份,亦在地方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清帝国时期,国家以两大移民来源地的省籍(福建、广东)分类人群,日治时期带有近代种族观念的殖民者,则在名义上保留了省籍的名称,实质上则改造为种族分类的称呼,其影响透过人口普查和户籍制度向地方社会渗透,六堆住民遂成为“广东种族”。日治后期至战后,则是客家自觉意识逐渐萌生的时期,背后为受到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交互的影响,以多种身份在两岸流动的客家精英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客家”之称亦开始走入日常生活。 从台湾南部六堆地区客家族群身份认同的建构上,可以看出除了由语群之分导致的我群意识外,不同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行政体系、经济脉络、人群分类及礼仪改造等,对于这一认同亦有深刻影响。 研究论著 陈丽华:《客家地域社会的形成:太湾六堆》(香港中文大学博士论文,2010) 陈丽华:<客家人的宗族建构与历史记忆塑造——以台湾六堆地区为例>(《台湾史研究》,17卷4期(2010/12)) 陈丽华:<清代台湾六堆地区的节妇与地方社会>(收入连瑞枝、庄英章主编:《客家、女性与边陲性》,台北:南天书局,2010) 陈丽华:<「消失」的族群?南台湾屏东地区广东福佬人的身分与认同>(《台湾史研究》,20卷1期(201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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