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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南 市 镇 聚 落 历 史 考 察
研 究 团 队
吴滔(中山大学)
谢湜(中山大学)
研 究 成 果
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吴滔:〈从“因寺名镇”到“因寺成镇”——南翔镇“三大古刹”的布局与聚落历史〉(《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吴滔:〈海外之变体:明清时期崇明盐场兴废与区域发展〉(《学术研究》,2012年第5期)
吴滔:〈明清嘉定的“折漕”过程及其双面效应〉(《学习与探索》2012年03期)
吴滔:〈清代日记所见江南地区的水运〉(《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01期)
吴滔:〈赋役、水利与“专业市镇”的兴起——以安亭、陆家浜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05期)
吴滔:〈“插花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10年03期)
吴滔:〈明清江南基层区划的传统与市镇变迁——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6年05期)
謝湜:〈十五至十六世纪江南粮长的动向与高乡市镇的兴起——以太仓璜泾赵市为例〉(《历史研究》,2008年05期)
谢湜:〈16世纪太湖流域的水利与政区〉(《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谢湜:〈明代太仓州的设置〉(《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謝湜:〈十五、十六世纪江南赋役改革与荒地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十三本第二分,页345-388)
谢湜:〈治与不治:16世纪江南水利的机制困境及其调适〉(《学术研究》,2012年第9期)
謝湜:〈太湖以东的水利水学与社会 (12-14世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6卷第1辑(2011年1月))
谢湜:〈十一世纪太湖地区的水利与水学〉(《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03期)
謝湜:〈明前期江南水利格局的整体转变及相关问题〉(《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
谢湜:<11世纪太湖地区农田水利格局的形成>(《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5 期)
潘弘斐:〈“开镇”故事的塑造——以嘉兴府濮院镇为例〉(《历史人类学学刊》,第八卷第二期(2010年10月))

  以往研究江南市镇的发展历程,多从宋代以来草市和军镇向商业性聚落转变的趋势进行追溯。关于明中叶以后市镇兴盛、商贸繁荣的面貌,及其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题的关系,论者甚众,而对于明中叶以前市镇逐渐兴起的轨迹,限于史料,尚缺少细致的讨论。对于明中叶以后市镇发展对具体聚落格局和社区的影响,也需要做更多的讨论。在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看待市镇空间的型塑,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另一种选择,这也使得我们在江南市镇的实地考察中转换了视角,开始寻找一种将地方文献与市镇调查更好地结合的考察方式。



由于战争动乱、经济发展和当代的旅游业,江南市镇被保留下来的明清遗迹很少。图中的河流位于苏州市附近的黎里古镇,这里在明清时期是镇上的交通干道,但现下陆路已经取代水路成为主要的交通方式。

所幸的是,江南市镇仍保留有大量的碑刻,其中一大部份(虽然有些已经破损)被收藏在当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中。


市 镇

  明初期的里甲制将家庭与聚落紧密联系在一起。明中期的改革后,原先在地主和佃农之间的人身依附逐渐减弱,造成“一田两主”的现象,并使得租约成为两者中间最重要的联系方式。同时,市镇在明中期的变革中所受到的影响程度接近于乡村地区。进入清朝,地方自治范围逐渐扩张,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其在救荒活动中的作用,这改变了原先一个家族管制一群佃农的情形,结果便是乡村事务的管理权逐渐过渡到该社群自身产生的领导人之手,而这些人又主要居住在市镇。然而,迟至晚清,市镇之高于乡村的地位才得到地方政府的正式认可。

 


高乡的宗族

  谢湜在其2008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的论文中,通过对地方志和族谱的精细解读,发现了原先不为人知的太湖东岸高乡地区自元朝至明初的宗族建立过程。他通过明初粮长的任命、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自税吏而获得士绅资格的事例,以及此后在明中期“倭寇”侵扰下实行地方军事化的过程,尝试拼接出地方政府官位的世袭脉络。清初粮长参与当地粮食交易的历史以及许多市镇之所有权的关系都可以通过追溯其族谱而了解。


个案介绍

菱湖镇

(图,从左到右:光绪菱湖镇地图、土地会轮流表、南栅)。

  明清时代的菱湖镇,先经历了“水市”、“廊市”阶段,最终形成“丁字形”市镇格局,随着菱湖镇区的扩大和发展,该镇东西南北几大水栅都有着数次位置变动和转移,以东栅为例,清末当地人心目中镇中心偏西的望河直到最东面的茶亭一带皆是“东栅”之所在。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判定一镇之内主要建筑建成、桥梁架设的年代先后,比对各种市场兴起和转移的历史过程以及在地方文献中保留的历史记忆,来推断某一市镇空间形成和拓展的历史过程。然而,从另一方面,茶亭一带的枯庙,至今仍是菱湖东部及附近的南浜、船料、马家埭、费家埭、赵家湾、章家埭、俞家埭等村落的仪式中心,而菱湖镇北的祗园寺和泗水庵则为菱湖镇北周边村落的仪式中心,相较而言,以全镇为单位的信仰系统不甚明显,这种信仰空间与市镇空间不一致的现象,多少折射出市镇空间定型前的某些历史痕迹。以“水栅”分布的变化为参照点,超越乡镇志中所呈现的结构式的江南市镇的图景,将市镇“空间布局”和“空间范围”在时间尺度上落实到地域社会,落实到具体的人群。

南翔镇

(图,从左到右:南翔寺口明代古井、嘉庆《南翔镇志》镇图、南翔寺双塔)

  明中叶以降市镇日趋普及。部分学者以为原因归纳为农村聚落因商品经济发达所促成、官吏世家聚居和从军镇演化而来三种类型。但是,要厘清市镇作为一种新兴的聚落层级是如何选址,并取得相对于周边聚落的区位优势,需要追溯“成镇”之前更早的聚落形态。

  乡村聚落和市镇早期的历史,零星地存在于寺庙类地标性建筑的石刻碑记中。或许正是由于寺庙的建立与聚落初期历史的纠缠不清,使部分学者热衷于论证所谓“因寺成镇”现象的合理性。南翔位于嘉定县东南,南临吴淞江,明嘉靖以后已经逐渐发展成“地东西五里,南北三里,百货填集”的大镇。其聚落的发展一直与南翔、大德、万安三大古刹纠缠不清,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南翔寺更是成为当地人构建聚落历史的标签,南翔镇也由此因寺得名。入清以后,该镇的商业中心始终不离南翔寺及其周边方圆不足二顷的地方,其地理位置的优越,逐渐由单纯的宗教中心发展成为集宗教、商业和行政等职能于一体的重要场所。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聚落原来特征非常鲜明的寺庙空间内涵逐渐被市镇的空间内涵所取代,市镇与周围四乡的景观也愈发相异。南翔镇人由此更加坚信南翔寺和南翔镇唇齿相依的关系,配合时人对全镇景观的诠释与塑造,“因寺成镇”的说法开始取代“因寺名镇”并逐渐深入人心。

章练塘镇

(图,从左到右:天宁寺、嘉庆十九年示禁碑、民国《吴县志》中章练塘区域图)

  章练塘位于苏州府、松江府和嘉兴府交界之处,东、南、北三面被隶属松江府青浦县的四十一保所包裹,西面与嘉兴府嘉善县相邻,是江南地区最为著名的一块属于不同地方行政体系交插辖管之地(清朝俗称‘插花地“)。

  宋元时期太湖以东水面的大规模围垦,成为吴江、华亭等新设州县与周边地区划分界域的重要契机,位于淀泖地区的章练塘与邻近政区疆界错壤的格局逐步成型。明中后期,嘉善县从嘉兴析出,青浦县从华亭、上海析出,章练塘与周边的行政地区分离。与此相应,明朝末年,章练塘一带大兴棉业,渐渐由村成镇。并且,一些地方人士围绕市镇名称和市镇历史开始了大量的文本创造工作,涌现出一些与地名起源有关的故事,并逐步建构出一幅从筑堤围垦到渐次成聚落直至演化成镇的地方历史图景,使插花地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日臻明显。

  至清中叶,章练塘镇转型为粮食集散地,统一的市镇区域和公益事业运作模式随之确立,从而为清末民初的乡镇自治设下了某些不容逾越的标准。20世纪初,在官方版图意识和政策设计的指引下,如何在裁撤具有较高行政运作成本的插花地的同时,兼顾到地方民情和原有的区划传统,成为各自治单位在重新划定地方区划时所必须面对的一项非常棘手的难题,其结果不免会引发一场无休无止的疆界争执。

唐市

(图,从左到右:民国东塘市乡区域图、语濂泾市河、周孝子庙内民国石船)

  位于江苏苏州市常熟县的唐市,是明清时期常熟境内与梅李镇齐名的市镇,享有“金唐市,银梅李”的美誉。著名的市镇由于看到棉业、米业交易有利可图,一些地方权势企图直接掌控市镇中棉花、棉布、米粮的交易权,很多市镇因此而创立。例如,常熟县的唐市的创立和得名就与一个有趣的传说故事有,据光绪镇志载,唐市旧名尤泾,明中叶唐氏聚居尤泾附近的语廉泾,渐成市集,始称唐市。有一位唐氏族人叫唐将军,幼好武习拳棒,勇力过人,喜欢抑强扶弱,常路不见不平拔刀相助,人畏之如虎。后来,他想到唐市出自唐氏手创,感到自己有责任守卫市镇,于是在每天清晨入市之际,守候市梢,逢人路过则盘问,如果路人回答是到唐市,则许其通过,否则拒之。人人都惧怕唐将军的威势,于是久而久之大家都默认该地为唐市。唐将军的行为多少有些欺行霸市的意味,而这种现象在明清时代的江南相当普遍。比将农民拦阻在市场以外的行为更严重的,则有“打行”、“白拉”之类的恶俗。白拉之徒的猖獗,固然可视为是一种地方恶俗。然而,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去审视,则可体会到贡赋经济带动下的所谓“市场”,未必仅仅指那些具有固定场所的交易点,乡镇结合部乃至乡村本身均可能被卷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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