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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位于中国西陲。元代征服以前，受大理国的统治。明清帝国的扩张在云南地方层面曾激起了一系列反应：白族的自我认同在分别面对国家和地方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傈僳族和拉祜族的自我认同则因为反对国家崇拜而确立；而拉祜族的自身认同很大程度上形塑于其作为国家边界这一事实。同时，不同的民族身份认同与高原与平原的地里分界、地方的历史传说以及对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反应均不无关联。
大理与洱海地区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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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羽坝子 |
大理梵文碑刻 |
在云南，“坝子”是被群山所环绕的盆地的称谓。在不同的坝子中，基于龙潭的灌溉体制成为社会整合的农业经济的基础设施。大理、凤仪、鹤庆、凤羽都是有名的坝子。洱海地区作为南诏国、大理国的核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坝子”。洱海是整个坝子体系中的最大的“龙潭”。在云南西部山区，无论是神话建构中、宗教及社群仪式中，还是地方交通及市场体系的意义而言，洱海都成为一个有社会体系意义上和空间上的链接点。它不仅是中心和开关，而且也是链接点和神话与社会关系中的“起源地”。
坝子文化是自十三世纪以来由南诏国、大理国以及此后明清帝国扩展所累积起来的历史遗产。居住在坝子社会中和居住在周围群山之中的人群有不同民族身份认同。而这一身份认同的变迁又与山民和坝子居民间不同形式的亲缘关系和祖先崇拜相关联，虽然两个地区所经历的历史转变过程非常相似。
洱海南部和东部山区
在洱海东部，明初至明中叶发生了二百年的山乡动乱，其址位于赤石崖鸡足山一带。明朝不断派遣军官以及土官到山区后，开始在山乡兴建寺宇来治理山乡，连瑞枝的研究将具体讨论这些佛寺如何成为山乡村落联盟中心以及土官们更积极地在鸡足山兴建更多的佛寺维持山乡的仪式正统，并巩固他们的既有地方身份。在南部山区，1953年被中国政府正式命名为 “拉祜族”之前，拉祜族在汉字文献中常见的写法是“裸黑”、“裸匪”、“裸黑夷”或“裸黑族”。他们主要分布在中国和缅甸的边境区域。该族群民族认同是在清帝国的扩张（开采盐场与矿石、茶叶种植）中逐步形成的。
云南坝子的比较研究
自2011年初以来，云南团队已经先后三次在香港科技大学、云南大理学院、台湾交通大学召开过研讨会。
第一次会议，我们确定团队的研究主题，确定了分工，主要处理鹤庆、凤羽、大理/洱海、赵州及马帮交通、与贵州的比较等几个问题。
第二次会议，我们就一年来所进行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讨论，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就鹤庆而言，庙宇体系在坝子中的社会整合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将军屯、民家就灌溉体系进行整合，同时庙宇体系还联系到鹤庆、丽江两个坝子之间与西藏相联系的文化通道的作用；就凤羽坝子而言，我们发现，坝子中就“文明的来源”逐渐发展出不同的诠释文本，其中的差别，与国家（南诏大理、明清）对地方（高氏土官、地方士绅集团）的资源的控制和地方之间的竞争有密切关系；就大理而言，大理与巍山两个坝子之间在如果通过大规模的地方仪式（例如“绕三灵”、“接金姑”），将对南诏、大理国历史的表述与地方社群关系结合起来，在地方（例如巍山左氏土府）与国家（例如明清时期的大理府、卫所军户）之间进行复杂的竞争和整合；就洱海而言，即便洱海周边的不同社群之间所控制的经济资源非常不同，但周边社群之间的就洱海作为整个云南西部的地方关系的“开关-阀门”的诠释，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就赵州而言，赵州涉及的山区与坝子之间在族群关系之间的分异，以及坝子内部的整合，是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坝子整体以官府和城镇为核心，山区以高度政治化的族群为重点。这一次会议中，我们加入了西藏与滇西之间，藏民通过朝圣将地域空间与经济联系进行连接的问题的讨论，以及贵州的坝子、类型化的山区社群如何将坝子社会框架复制到山区的问题。
第三次会议上，我们就一年以来新增田野材料和历次讨论的问题进行了审查，特别就与台湾的比较看到的问题，着重深入讨论了一些我们最后需要修改、提炼的问题。例如，同样帝国边陲的台湾社会，在面对长期以来清治、日治到中华民国的统治下，政治制度以及原住民土地政策塑造了不同的族群政治生态以及人群内在社会秩序。西南少数民族以及司马库司泰雅族人的自治，二者在土地政策、「文明化」过程，尤其是仪式力量所带来价值与意义系统重塑等等，是很值得相互比较并深入讨论。；再者，有关台湾海洋渔业技术的改变与渔村小区的讨论到广西土司与国家关系的研究等等，这些边界社会的研究范例，都足以促使我们用更广阔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边界地区不同生态下的区域特色以及内在潜在的对话与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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